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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第11章 发展道路

11.2 东亚发展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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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学:东亚是产业政策最常被引用的成功例子。9.6 讲了产业政策成功的五个条件,本节看这些条件在哪里、怎样同时成立过;同样的工具在拉丁美洲没有带来同样的结果,所以还要分清哪些做法可以移植。对投资者来说,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关系先带来扩张,后来留下高负债和治理折价(11.6);增长来自积累还是效率,决定高增长能维持多久,也决定市场为增长付的价格是否合理。

边界:本节讲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高速增长时期的做法和条件,世界银行 1993 年的报告,积累与效率之争,以及拉丁美洲的对照。产业政策的一般条件和韩国、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见 9.6,韩国 1964–1965 年的转向见 11.1 的预测题,中国见第12章,1997 年的危机见 8.2。这一时期韩国和台湾实行威权统治,日本是议会民主制;本节讨论政策和制度的作用,不评价当时的政府和人物。数据截至 2026 年 11 月。

生活类比:学校的体育队。教练把更好的场地和器材留给有潜力的队员,条件是参加校外比赛:成绩由外校的裁判评定,教练改不了;屡次比不出成绩,资源就转给别人。教练本人也是按能力选出来的,家长的请托改变不了他的决定。

类比的局限:比赛几周就有结果,一个产业要好几年才看得出成败,其间汇率和外国的景气都会影响成绩。政府也不只是教练:汇率由它决定,它还能用补贴压低出口价格,相当于部分地左右了比赛;选拔教练的人也可能徇私。

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指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由一支精英经济官僚引导投资方向的国家。这个概念来自美国政治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1982 年研究日本通商产业省(MITI)的著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书中描述了日本官僚的政策,以及他们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按一位同事的概括,约翰逊认为日本政府追求国际地位,首要的手段不只是军事力量,更是经济增长。他把这样的国家称为发展型国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研究韩国的经济学者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在 1989 年的著作《亚洲的下一个巨人》中,把这个思路用于韩国(CiNii)。她在 1990 年的一篇文章里概括说,东亚国家有意扭曲价格,例如给受扶持的企业负的实际利率;与别处的区别在于约束企业:补贴以达到表现标准为交换,在不成功的国家却往往成了白送(Amsden,1990)。她还指出,这种约束的方式是控制大企业,而不是阻止企业变大。

9.6 的嵌入式自主一词,来自一部 1995 年的著作。它比较巴西、印度和韩国的电脑产业,认为成功的国家行动既要内部组织严密,又要与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书中把韩国列为发展型国家,把巴西和印度放在时而帮助、时而阻碍的中间位置(Evans,1995)。三部著作的共同点是:国家不替企业经营,而是掌握信贷、外汇和保护,用它们换取企业的表现。问题在于,这种交换靠什么防止企业只拿好处、不交成绩,又靠什么防止官员被企业左右。

约束企业:用出口表现换取支持

Section titled “约束企业:用出口表现换取支持”

11.1 的预测题列出了韩国 1964–1965 年的转向:韩元大幅贬值,出口商可以按 6.5% 的利率借款,总统每月主持出口促进会议。会议检查的是出口目标。按一项研究的整理,目标分配给行业协会、企业和地区,商工部设有「出口状况室」监测完成情况;出口落后的行业,可能受到制裁的威胁,也可能得到额外的激励(Irwin,2021)。这些激励对所有出口行业一视同仁:凡是出口,都被看作好事。

出口之所以能约束企业,是因为国内市场可以靠关税和政府采购撑起来,出口市场却不能,外国买家只按价格和质量选择(9.6 的出口纪律)。政府决定给谁低息贷款,标准却由外国市场的成绩提供,官员很难凭关系照顾一家出口不了的企业。世界银行 1993 年的报告得出同样的结论:日本、韩国和台湾制定产业政策时,引入了大量市场信息,并以表现、通常是出口表现作为尺度。其余几个高增长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没有这种联系,结果失败了,例如马来西亚推动的重工业和印度尼西亚由国家支持的航空工业(世界银行,1993)。

约束官员:择优录用,与企业保持联系

Section titled “约束官员:择优录用,与企业保持联系”

报告认为,高增长经济体的第一步是招募能干而相对清廉的技术官僚,使他们不受日常政治的干预(同上)。办法有三条:总报酬要与私营部门相当,录用和晋升要择优、竞争激烈,做到高层的人要得到丰厚的回报。新加坡的官僚被普遍认为是本地区最能干、最廉洁的,薪酬也最高。一项研究用 35 个发展中国家 1970–1990 年的数据检验这一点(Evans 和 Rauch,1999)。研究者按核心经济部门是否择优录用、是否提供可预期的长期职业回报,给各国打出「韦伯式官僚」的分数;控制初始收入和人力资本以后,分数越高,增长越快。

官员不受干预,不等于与企业隔绝。日本和韩国设有政府与企业的审议会,私营部门参与起草规则,过程对所有参加者公开;技术官僚用它组织企业之间的竞赛,各方于是少花资源在暗中游说上(世界银行,1993)。这就是嵌入式自主的两面:联系带来信息,规则公开又防止被少数企业俘获(4.2)。

这些约束能够实施,还因为起点不同。日本 1947–1949 年的土地改革把自耕地的比例从 51% 提高到 89%,台湾 1953 年的「耕者有其田」把它从 59% 提高到 90%(Chiang 等,2025)。韩国 1950 年的农地改革,使原先占耕地七成以上的租佃几乎消失(Kim 和 Lee,2025)。

改革能做成,有政治原因。日本和台湾的改革都得到美国支持,目的是削弱共产党分地口号的吸引力。日本的改革由占领当局保证执行;台湾的国民党 1949 年才迁到台湾,与本地地主没有利益纠葛,所以阻力很小。在菲律宾,地主与政界关系密切,改革被削弱(Chiang 等,2025)。用 3I 框架的话说,地主是受损的一方,改革成败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否决它。

改革的作用不止于公平。对韩国的研究发现,改革前租佃比例越高的地区,改革后农业生产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提高得越多(Kim 和 Lee,2025)。世界银行的报告说,高增长经济体实现了普及的初等教育和广泛的中等教育。报告把土地改革和公共住房看作「共享增长」的承诺,让各个群体相信自己能从增长中得益(世界银行,1993)。韩国 1960 年代教育的快速扩张,11.1 列过数据。

这份报告由世界银行行长在 1991 年宣布启动,日本政府资助了研究(同上)。1965–1990 年,东亚的增长快于其他所有地区,主要归功于报告研究的八个高增长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

报告的结论兼顾了两派。一方面,它认为增长主要来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超常积累,以及更好的资源配置;稳定的宏观政策、教育这些「基本面」最重要。它还认为,扶持特定产业总体上没有成功;定向信贷在某些情况下有效,但风险很高;出口推动是最成功的一组干预。另一方面,它承认东北亚的一些选择性干预促进了增长。前提有三条:针对的是市场失灵,宏观基本面良好,政府能够设定并监督表现标准,即组织「经济竞赛」。报告也提醒,依赖这类竞赛的做法在别处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两派因此都能从报告中找到支持:主张市场的一方引用扶持产业的失败,主张国家作用的一方引用竞赛和出口推动。报告还批评发展型国家的说法忽视了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并认为韩国推动重化工业对产业结构没有明显的影响;9.6 介绍的一项新近研究改用自然实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积累还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之争

Section titled “积累还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之争”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指产出中不能由资本和劳动投入解释的部分,8.7 已经用过这个概念。把产出的增长拆成资本的贡献、劳动的贡献和余下的 TFP 增长,称为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算法见本节的例子。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投入的增长有极限:就业的人口比例不能一直上升,投资也不能占到产出的全部,而且资本越多,新增资本的回报越低。增长如果主要来自投入,迟早要放慢。

一项研究按这个办法核算了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 1966–1990 年前后的增长(Young,1994)。四个经济体的就业参与率、教育水平和投资率(香港除外)都大幅上升;扣除这些因素以后,非农业部门的 TFP 年增长率从新加坡的 −0.3% 到香港的 2.3%,与经合组织国家和拉丁美洲同样长时期的水平相当。新加坡的投资占 GDP 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11% 升到 1984 年的 47%。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4 年的文章把这一结论推向公众(Krugman,1994)。他写道,新加坡 1966–1990 年的经济年均增长 8.5%,靠的是汗水而不是灵感。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27% 升到 51%,投资占产出的比例从 11% 升到 40% 以上,这些一次性的变化不可能重复。他据此预言,东亚的增长仍会快于西方,但不会再有过去的速度;文中也指出,日本与这几个经济体不同,既靠投入增长,也靠效率提高。

结果与预言相符。按世界银行现在的数据计算,新加坡实际 GDP 的年均增长率,1966–1990 年约为 9.1%(他依据的旧数据是 8.5%),1995–2010 年约为 5.8%,同期美国约为 2.6%(世界银行)。然而,这不足以证明增长只靠积累:任何追赶理论都预言,离前沿越近,增长越慢。要区分两种观点,需要它们预测不同的数据,这是 1.2 的方法。一项研究找到了这样的数据:如果资本真像国民账户显示的那样快速增长,资本的回报率就应当下降(Hsieh,2002)。新加坡的资本回报率却保持不变,用要素价格估计的 TFP 增长,比按投入数量估计的高 2 个百分点以上;韩国和香港两种估计相近,台湾高约 1 个百分点。所以,新加坡的 TFP 低,可能是投资被高估了。

新加坡的变体:外资与强制储蓄

Section titled “新加坡的变体:外资与强制储蓄”

新加坡没有培育本国的大企业集团,而是把外资请进来。1961 年,联合国专家组的报告建议以工业化解决失业,当时有 5 万人失业;政府在 8 月 1 日成立经济发展局,负责推动工业化(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经济发展局清理裕廊的沼泽建厂房,组建营销团队游说外国企业,并设计融资和激励方案。1968 年德州仪器来设厂,从确定项目到产出第一批半导体只用了 50 天。按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 年代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平均相当于新加坡 GDP 的 9.7%,韩国只有 0.35%(世界银行)。国家也直接持股:财政部长全资拥有的淡马锡持有一批政联企业(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 GLCs),按淡马锡的说明,它不指导所投企业的经营(2.5)。

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本国储蓄。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1955 年开始时,雇主和雇员合计缴纳工资的 10%。从 1960 年代后期起逐步提高,到 1985 年达到 50%,之后被认为太高而难以维持;1985 年衰退以后,雇主的缴费率从 25% 降到 10%(新加坡总理公署)。新加坡的国民总储蓄 1985 年相当于 GDP 的 41.6%,1995 年为 50.6%(世界银行)。世界银行 1993 年的报告把这类强制储蓄列为干预措施之一。

经济发展局的作用也有争议。1991 年经济发展局成立 30 周年时,主管的部长自己提出了自由市场一方的质疑。按这种看法,只要工资、技能和基础设施这些基本面对了,投资者自然会来,不需要推销(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他的回答是,跨国公司要在时间压力和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决定投资地点,经济发展局的推销和协调能把项目争取过来。两种说法都难以用数据直接检验,因为没有另一个不设经济发展局的新加坡可以比较。

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指用关税、配额和高估的汇率限制进口,让本国企业供应原先进口的工业品。东亚并非没有走过这条路: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八个经济体中,除香港以外都经历过进口替代阶段,只是结束得早,通常是因为急需外汇;别的国家在外汇紧张时收紧进口管制,它们却设法多出口(世界银行,1993)。韩国自己在 1950 年代就高估汇率、配给外汇,进口许可证是发财的门路(Irwin,2021)。所以差别不在文化,而在政策后来是否转向。

拉丁美洲的转向没有发生。按世界银行的数据,1965 年出口占 GDP 的比例,韩国为 7.1%,阿根廷为 6.2%,巴西为 7.5%,相差不多;到 1980 年,韩国升到 27.7%,阿根廷降到 5.1%,巴西为 9.0%(世界银行)。

一项研究从利益一项给出解释(Sachs,1985)。贸易限制和高估的汇率把收入从农业和矿业转给工业和服务业。拉丁美洲的政府,无论文官还是军人、右翼还是左翼,最重要的支持者都是城市的工人和资本家;东亚的政府却需要争取农村的支持。阿根廷是一例:在当时政府的贸易和汇率政策下,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批发价格之比,从 1935–1939 年的 100 降到 1953–1955 年的 68。研究者认为,出口推动和进口替代的基础都是政治性的。前文引用的土地改革研究也指出,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受益的农民支持政府。阿根廷此后的民粹循环见 11.4。

使约束得以实施的紧密关系,后来也成了负担。一项研究指出,韩国在高速增长时期以低利率向大企业提供资金;大企业更容易得到补贴资金和政府的隐性担保(2.5),于是有动力靠相互持股和相互担保扩张(Joh,2004)。1997 年,韩国企业的平均负债与股本之比为 396%,美国为 154%,日本为 193%。同年,30 家最大的企业集团中有 6 家在货币危机之前就已破产,债务合计 24.02 万亿韩元,相当于 GNP 的 5.3%。日本的银行在 1990 年代继续向无力偿债的企业放贷,这些企业就是 8.7 讲的僵尸企业。9.6 的第四个条件是撤回支持的能力;企业大到倒不起以后,这个能力就弱了。这些集团的治理问题,见 11.6。

东亚的高速增长,主要靠什么?

学派 预测 依据的机制
新古典学派 主要靠积累,投入放慢后增长明显下降 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
制度学派 有出口检验和择优官僚的地方,扶持能带来持续的效率提高 规则和国家能力塑造激励(2.4、9.6)
自由市场学派 主要靠出口导向和稳定的价格,选择性扶持作用很小 政府缺少信息(2.2)
  • 读法:三类数据可以区分这些预测。一是用要素价格估计的 TFP,看资本回报是否随积累下降;二是受扶持与不受扶持行业的长期表现,9.6 的两项研究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三是工具相同、结果不同的对照,例如马来西亚的重工业和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
  • 渠道:盈利与风险溢价。增长时期,低息信贷和保护把利润集中到出口行业和大企业集团;增长放慢以后,高负债、隐性担保和治理问题变成风险溢价(11.6)。增长的来源也决定估值:增长如果主要来自一次性的积累,按过去的增速外推的估值就容易落空,期权课 5.7 讲过高估值对增长假设的下调更敏感。
  • 有日期的事件: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次月初公布上月的出口,出口仍是检验这些经济体的第一项数据。2026 年 11 月 1 日公布的 10 月出口为 1,1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93.7%,其中半导体 564 亿美元,增长 259%(韩国先驱报);一年前的同一天公布的 2025 年 10 月出口为 595.7 亿美元(亚洲经济)。
  • 与期权课的衔接:期权课 5.6 讲把一只股票的涨跌拆成大盘、行业和公司三部分,以及集中度。本节说明这些市场为什么集中:发展型国家把信贷和政策集中在少数行业和企业集团上,今天的指数仍然如此。2026 年 5 月,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占 KOSPI 的权重最高达 48%(11.6);买入这样的指数,相当于押注一个行业,需要按 5.6 的办法拆分。

例子(增长核算,示例数据):

  1. 资本在产出中的份额取 0.4,劳动取 0.6。某年产出增长 8%,资本存量增长 12%,劳动投入增长 3%。
  2. 资本的贡献是 0.4 × 12% = 4.8%,劳动的贡献是 0.6 × 3% = 1.8%。
  3. TFP 增长是 8% − 4.8% − 1.8% = 1.4%。
  4. 假如国民账户把资本的增长高估了 3 个百分点,实际只有 9%,资本的贡献就是 3.6%,TFP 增长变成 2.6%。投入的数量估错一点,TFP 就变很多,这正是两项研究分歧的来源。

常见误区:

  • 「东亚的成功说明政府能挑中赢家。」——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扶持特定产业总体上没有成功,最成功的是出口推动。关键在于用出口表现淘汰输家,这是 9.6 的道理。
  • 「东亚靠的是儒家文化。」——1950 年代的韩国文化相同,却高估汇率、配给外汇,出口只占 GDP 的 1% 左右;1964 年政策转向以后,出口才迅速增长(11.1)。
  • 「增长主要来自积累,说明政府没起作用。」——动员储蓄和引导投资本身就是政策,例如中央公积金和定向信贷;而且积累有多快,测量本身就有争议。

思考题:

  1. 为什么出口表现能约束企业,国内销售却不能?用韩国 1960 年代的做法说明。(答:国内销售可以靠关税和政府采购撑起来,企业即使成本高、质量差,也能在保护下盈利。出口市场的买家只看价格和质量,政府改变不了。韩国把低息贷款和激励跟出口额挂钩,按行业、企业和地区分配出口目标,由总统每月检查;出口落后的会受到压力,所以补贴流向能在外国市场竞争的企业。)
  2. 新加坡 1995–2010 年的增长率比 1966–1990 年低了约 3 个百分点。这能否证明「增长只靠积累」的观点?(答:不能。增长放慢是两种观点共同的预测:任何追赶理论都认为,离前沿越近,增长越慢。要检验,需要两种观点预测不同的数据。一项研究发现,新加坡的资本回报率没有随资本积累下降,这与投资被高估、TFP 被低估的解释相符,与只靠积累的解释不符。)
  3. 韩国和阿根廷都用过保护和低息贷款,为什么一个转向了出口,一个没有?用四项中的利益说明。(答:贸易限制和高估的汇率把收入从农业转给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阿根廷的政府依赖城市的工人和资本家,转向出口会损害他们,所以政策难以改变。东亚的政府需要农村的支持,土地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受益的农民,所以不必压低农产品价格去补贴城市。韩国在美国援助减少时转向出口,约束一项也起了作用(11.1)。)

关键术语:

中文 English 释义
发展型国家 developmental state 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由精英经济官僚引导投资方向的国家
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产出中不能由资本和劳动投入解释的部分
增长核算 growth accounting 把产出增长拆成资本的贡献、劳动的贡献和 TFP 增长
进口替代 import substitution 用关税、配额和高估的汇率限制进口,让本国企业供应原先进口的工业品
出口推动 export push 用信贷、税收和汇率政策鼓励制成品出口,并以出口表现决定支持

仅供学习,不构成投资建议。课程里的价格和数据都是标注过的示例,不是实时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