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本章问,为什么有的国家持续增长,有的反复陷入危机。先要弄清长期贫富的来源。三类解释的政策含义截然不同:穷在气候和疾病,出路是技术和援助;穷在价值观,改变需要几代人;穷在规则,关键是谁有权改变规则。对投资者来说,一国资产长期享有溢价还是折价,取决于这些变化很慢的因素;判断哪类解释的证据更可靠,是判断一国能否持续增长的第一步。
边界:本节讲三类解释、检验它们的方法、殖民起源研究和它的争议,以及制度学派的第三个特写。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条件在 11.2,转轨的快慢在 11.3,民粹循环在 11.4。预测题只使用 1965 年底以前公开的信息。本节不评价各国的政府和人物。
生活类比:同一片山坡上有两块果园,土壤、日照和雨水一样,果农也来自同一个村子。一块园子的规矩是收成归种树的人;另一块的园主随时可以拿走大半收成。几年以后,前一块的果树明显长得好。土壤和人都一样,差别只能来自规矩。
类比的局限:果园的规矩,园主一句话就能改;一国的制度却是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从现有规矩中得利的人未必愿意改变(2.3)。而且国家不是随机分到规则的,富裕本身也可能带来更好的规则,所以国家之间的对照很少像两块果园这样干净。
先写下你的判断
Section titled “先写下你的判断”以下是 1965 年底以前已经公开的信息。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数字取自今天整理的历史数据,这样各国的数字才能比较。
- 收入:按麦迪逊项目数据库 2023 年版,1965 年阿根廷的人均 GDP 为 10,155 国际元,韩国为 1,917 国际元,阿根廷约是韩国的 5.3 倍(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是按 2011 年的价格和各国的购买力换算的单位,用来比较实际的生活水平。
- 增长:同一数据中,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阿根廷 1950–1965 年为 1.7%,韩国 1953–1965 年为 3.2%。日本 1950–1965 年为 7.8%,它的人均 GDP 从阿根廷的 39% 升到 93%(同上)。
- 社会:1965 年,阿根廷 75% 的人口住在城市,韩国是 32%(世界银行)。按一套各国受教育程度的数据,15 岁以上人口中从未上过学的,阿根廷占 8.6%,韩国占 31.7%;韩国这一比例在 1960 年还是 42.6%(Barro 和 Lee,2013)。
- 资源: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土壤肥沃,畜牧业和谷物生产曾使它跻身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列(大英百科全书)。韩国的自然资源很少(Irwin,2021)。
- 韩国的处境:1950–1953 年的朝鲜战争使原本就很穷的南方再受重创。1953–1961 年,美国援助支付了韩国约 70% 的进口和 75% 的固定资本形成(fixed capital formation,即厂房、设备等投资);1950 年代出口只占 GDP 的 1% 左右(同上)。
- 韩国的转向:1961 年 5 月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起初加强了进口管制。1964 年 5 月,韩元对美元从 130 贬到 255,1965 年 3 月开放外汇市场。出口商借款的利率是 6.5%,一般商业贷款是 16.5%。从 1965 年 2 月起,总统每月主持出口促进会议,检查出口目标的完成情况。出口从 1960 年的 3,280 万美元增加到 1964 年的 1.2 亿美元(同上)。
- 阿根廷的政治:军队在 1930、1943 和 1955 年三次推翻政府;1962 年 3 月又撤回对总统的支持,解散了国会(大英百科全书)。
- 参照类别:按麦迪逊项目数据库计算,1930 年同时有数据的 66 个经济体中,人均 GDP 相差 5 倍以上的有 238 对;到 35 年后的 1965 年,没有一对的排序颠倒过来(格罗宁根大学)。
问题:按同一套数据,2000 年韩国的人均 GDP 会不会高于阿根廷?请写下一个概率和你的依据。答案在本节的「回到开头的问题」。
三类解释和它们的检验
Section titled “三类解释和它们的检验”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材料,今天最富的五分之一国家,人均收入约是最穷的五分之一的 30 倍,而且差距没有缩小(诺贝尔奖网站)。文献对这种差距有三类根本的解释:地理(气候、疾病、能否通海),文化(宗教、价值观、信任),制度(诺贝尔奖网站)。检验的难处在于富国和穷国在许多方面同时不同,收入本身也可能改变制度和文化,这是 0.5 讲的反向因果。所以每一类解释都需要一种对照:只让这一个因素不同,其余大致相同。
| 解释 | 机制 | 怎样检验 |
|---|---|---|
| 地理 | 气候、疾病、交通影响生产率 | 看它能否解释排名的变化 |
| 文化 | 价值观和信任影响合作与积累 | 比较同一制度下文化不同的人 |
| 制度 | 产权和对权力的约束影响投资 | 找不由收入决定的制度差异 |
地理。地理条件几百年不变,所以它解释不了排名的变化。一项研究正是用这一点检验它:在被欧洲殖民的地区,1500 年较富的(用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衡量),今天反而相对较穷;没有被殖民的地区没有这种逆转,1000–1500 年也没有(Acemoglu 等,2002)。这称为收入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研究者的解释是,气候和土壤没有变,变的是制度:殖民者在人口稠密、便于攫取资源和劳动力的地方,建立了以攫取为目的的制度。地理一方的回应是疾病。另一项研究发现,控制制度的质量以后,疟疾的传播仍直接影响人均收入,而疟疾的传播主要取决于生态条件(Sachs,2003)。
文化。最有名的文化解释来自韦伯(Max Weber),他把新教地区的富裕归于新教的工作伦理。一项研究用 19 世纪后期普鲁士各县的数据检验这一说法。它发现新教确实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也带来了更高的识字率,因为新教要求信徒自己读《圣经》;识字率的差别解释了收入差别的大部分(Becker 和 Woessmann,2009)。另一项研究检验信任。美国移民的后代生活在同一套制度下,信任别人的程度却随祖辈的来源国和移民时间而不同。用这种「继承的信任」衡量各来源国的信任,控制各国不变的特征以后,它对 20 世纪各国的增长有相当大的因果作用(Algan 和 Cahuc,2010)。可见文化有作用,但它常常经由教育起作用,与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即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很难分开。
制度。制度解释最怕反向因果:富国有钱建立好的法院和行政,不一定是好制度带来了富裕。所以需要找制度不同、而差别又不是由收入造成的情形,也就是 9.6 讲的自然实验。朝鲜半岛是一例。1945 年分治时,北方拥有半岛的大部分工业和自然资源,南方更穷(Irwin,2021)。此后南方的独裁者选择了资本主义和有保障的产权,北方的独裁者选择了社会主义(Glaeser 等,2004)。按韩国银行的估计,2025 年朝鲜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只有韩国的 1/28,这个数字只能看量级(亚洲经济)。两边的地理和文化大体相同,结果相差悬殊。另一种办法是找历史上决定了制度、却与今天的收入没有别的联系的因素,这就是殖民起源研究。
殖民起源研究
Section titled “殖民起源研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 2001 年提出一条因果链(Acemoglu 等,2001):欧洲人在死亡率低的殖民地大批定居,建立保护自己产权的制度;在死亡率高的地方不定居,只建立便于攫取资源的制度;这些制度在独立以后延续下来,决定了今天的收入。
定居者死亡率(settler mortality)是早期欧洲人在各殖民地每千人每年的死亡人数,取自士兵、主教和劳工的历史记录。研究把它当作工具变量(9.4):死亡率影响当年定居的人数和建立的制度,却不应通过别的途径影响今天的收入。后一句是这种方法成立的前提,称为排除性约束(exclusion restriction)。样本是 64 个前殖民地,制度用 1985–1995 年免遭征收的风险衡量,收入用 1995 年按购买力换算的人均 GDP(Albouy,2012;诺贝尔奖网站)。
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重新计算,死亡率的对数每高一个标准差,今天的人均 GDP 低 47%;控制纬度、所属大洲、宗主国、法律起源和宗教以后,结论不变(诺贝尔奖网站)。控制了制度,非洲国家和靠近赤道的国家就不再显得更穷(Acemoglu 等,2001)。也就是说,地理看上去的作用,很大一部分经由制度起作用。
这项研究受到两类批评。
数据。一项研究指出,64 个国家中有 36 个的死亡率是借用别国的;数据还把劳工、主教和行军中的士兵这些不可比的人群混在一起。修正以后,死亡率与制度的关系不再稳健,工具变量的估计常常得出无限宽的置信区间(Albouy,2012)。原作者回应说,这些结果依赖剔除拉丁美洲和大部分非洲的数据,两者占样本的近六成;限制极端值的影响以后,结论反而更强(Acemoglu 等,2012)。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评价是,工具变量的具体估计值要谨慎看待;但剔除非洲、或把死亡率的上限定在每千人 250 人,核心结论仍然成立(诺贝尔奖网站)。
人力资本。另一项研究指出,殖民者带来的不只是制度,还有他们自己的知识和技能(Glaeser 等,2004);如果后者直接影响收入,排除性约束就不成立。它认为人力资本是比制度更根本的增长来源,穷国常常先在独裁者推行的好政策下增长,再改善政治制度(2.3 提到过这个结论)。它的例子正是朝鲜半岛:1950–1980 年两边都是独裁政体,按 Polity 数据库 1–7 分的行政约束(constraints on the executive)评分,北方平均 1.71,南方 2.16;南方的民主化发生在高速增长以后(同上)。制度一方的回应是,欧洲人定居的地方也建立了让多数人受教育的制度。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人力资本和制度都决定增长,两者很难区分(诺贝尔奖网站)。
学派特写:制度学派(三)
Section titled “学派特写:制度学派(三)”1.1 的地图把制度学派的形成定在 20 世纪初、1970 年代以后复兴,它问的是规则怎样形成,怎样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表现。2.1 讲了交易成本和产权,2.3 讲了可信承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把问题推进了一步:好制度既然带来繁荣,坏制度为什么能长期存在?2024 年 10 月 14 日,两人与约翰逊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关于制度怎样形成、怎样影响繁荣的研究」(诺贝尔奖网站)。
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两人在 2012 年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把制度分为两类。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概括,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在经济上为大多数人保障产权,让广泛的人群参与经济活动;在政治上让多数人有发言权,并约束政治精英。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下,大多数人得不到法治和产权的保障,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诺贝尔奖网站)。经济制度由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选择,所以他们认为好的政治制度是好的经济制度的前提(同上)。
坏制度为什么延续。汲取性制度给掌权者带来眼前的收益。改行包容性制度,长期对所有人有利;可是只要政治体制保证掌权者继续掌权,他们许诺的经济改革就没有人相信(诺贝尔奖网站)。这是 2.3 的可信承诺问题,方向却反了过来:需要让人相信的,是掌权者对民众的承诺。同一逻辑也解释民主化。面对革命的威胁,精英许诺的改革不可信,最后只好让出权力。英国分几步扩大选举权,每一步之前都有大罢工和广泛的抗议(诺贝尔奖网站)。前面的殖民起源和收入逆转两项研究,是这套理论的实证基础。
| 著作(年份) | 主要观点 |
|---|---|
| 《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2001,与约翰逊合著) | 殖民者的死亡率决定制度,制度决定今天的收入 |
| 《命运的逆转》(2002,与约翰逊合著) | 1500 年较富的殖民地,今天相对较穷 |
| 《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2006) | 精英的承诺不可信,在革命威胁下只好让出权力 |
|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 | 包容性制度带来持续增长,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难以持续 |
今天仍有解释力的部分。殖民地证据之外,最直接的支持来自民主化。一项研究用各国的面板数据,控制各国不变的特征和 GDP 本身的动态,发现民主化在长期使人均 GDP 提高约 20%。作用经由投资、教育、经济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稳定实现(Acemoglu 等,2019)。11.3 讲的转轨经验也与此相符。
主要的批评。第一,数据和因果方向,见上一节。第二,概念太宽。一篇回应引用另一篇书评指出,现实中的社会多半兼有两类制度,于是任何一种增长或停滞都可以在事后归于其中一类(Sachs,2012)。这正是 1.1 列出的盲点:容易在事后解释一切。第三,专制政体下的增长。同一篇回应列举了 1960–1970 年代的韩国和台湾,以及 1980 年前后以来的中国;它认为专制政府可以很擅长加快技术的扩散(同上)。
中国的官方表述把增长归功于制度。2019 年的一份中央决定写道,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决定称这套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中国政府网)。学界的分析见 1.4 介绍的转型经济学研究,它们把增长归于放权和地方之间的竞争。两人的回应是:中国开始增长,并不是因为变得完全包容,而是向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迈出了重要但有限的几步;苏联也曾高速增长四十多年,最后却崩溃了(Freakonomics)。获奖当天,阿西莫格鲁又说,这类专制政体要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创新成果会更难(美联社)。
11.7 的国家风险卡把制度列为第一块,第12章用中国的经验继续检验这些论点。
回到开头的问题
Section titled “回到开头的问题”答案是「会」。按麦迪逊项目数据库,韩国的人均 GDP 在 1988 年第一次超过阿根廷(12,040 对 11,244 国际元),此后一直领先;2000 年是 23,108 对 14,369,韩国约为阿根廷的 1.6 倍。1965–2000 年,韩国的人均 GDP 年均增长 7.4%,阿根廷只有 1.0%(格罗宁根大学)。按同一数据计算,1965 年人均 GDP 相差 5 倍以上的 2,935 对经济体中,到 2000 年排序颠倒的只有 31 对,实现这种追赶的只有 5 个经济体,韩国是其中之一。
事前应当从基准率出发(0.6)。参照类别中没有一对逆转,基准率接近零。要在 35 年里追平 5.3 倍的差距,韩国的人均增长率每年要比阿根廷高约 4.9 个百分点。指向「会」的有三条:日本在 1950–1965 年做到了每年比阿根廷高约 6 个百分点;韩国在 1964–1965 年转向出口,出口在此前四年已增长到 3.7 倍;它的教育扩张得很快。指向「不会」的是:差距在参照类别中没有先例,韩国还依赖援助。所以概率应当明显高于基准率,又不宜太高,10% 到 30% 都说得通。写 20% 的卡,Brier 分数是(0.2 − 1)² = 0.64;写基准率附近的 2%,约为 0.96。更新信号来得不晚:韩国 1965 年的出口增至 1.75 亿美元(Irwin,2021);1966 年 6 月阿根廷又发生政变(大英百科全书);1965–1975 年,韩国人均 GDP 年均增长 8.6%,阿根廷 2.5%(麦迪逊项目数据库)。
三类解释各说明了什么?地理在这 35 年里没有变化,资源丰富的一方反而落后,所以地理解释不了这次逆转,道理与收入逆转研究相同。文化也没有在 1960 年代初突变,韩国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却从 1953–1962 年的 2.3% 升到 1962–1975 年的 7.9%(麦迪逊项目数据库),朝鲜也有同样的传统,所以文化解释不了转折的时间。与文化难以分开的人力资本却在快速积累:1960–1965 年,韩国从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
制度解释与阿根廷相符:1930–1966 年,军队五次推翻政府或撤换总统,规则反复改变。可是韩国在 1960–1970 年代也是专制政体。按包容性制度的定义,它当时有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制度偏于包容,政治制度却是汲取性的;按人力资本一方的解读,起作用的是独裁者的政策选择。所以这对案例能排除地理,削弱简单的文化解释,却分不清「制度」与「政府的政策」。11.2 讲韩国政府靠什么条件同时约束企业和官员,11.4 讲阿根廷为什么反复陷入民粹循环。
- 渠道:风险溢价。产权得不到保障、规则可能突变,投资者就要求额外的回报,这是 2.3 的政治风险溢价;制度变化很慢,所以它决定的是风险溢价和估值倍数的基准。按一套由主权评级估算的数据,2026 年 7 月阿根廷股票的国家风险溢价约为 9.3 个百分点,韩国约为 0.6 个百分点;加上成熟市场 4.2% 的股权风险溢价,合计约 13.5% 和 4.8%(Damodaran,2026)。用期权课 5.7 的简化模型,市盈率 = 1 ÷ (r − g)。假设无风险利率 4%、永续增长率 3%,韩国的要求收益率约 8.8%,市盈率约 17 倍;阿根廷约 17.5%,市盈率约 7 倍(示例计算)。
- 有日期的事件:制度很少在预定的日期改变,指数公司的年度审议却有固定的日期。2.1 讲过,能否汇出资金也属于转让权。2021 年 6 月,MSCI 以 2019 年 9 月以来国际机构投资者受到资本管制为由,把阿根廷从新兴市场改为独立市场(MercoPress);2026 年 6 月的年度审议没有改变这一分类(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
- 与期权课的衔接:期权课 4.4 讲风险溢价升高怎样压低市盈率,期权课 5.7 讲怎样从市盈率反推价格里假设的增长。本节提供的是风险溢价背后变化最慢的因素:制度。制度一旦改善,估值的基准随之抬高,这就是 11.6 和 11.7 要讲的重估。
常见误区:
- 「穷国穷在地理和资源。」——地理几百年不变,解释不了排名的变化:被殖民地区出现了收入逆转,资源丰富的阿根廷在 1965–2000 年人均每年只增长 1.0%。地理也没有被完全排除,疟疾这类疾病的直接作用有证据支持。
- 「殖民起源研究已经证明,制度决定一国的收入。」——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 64 个样本中有 36 个死亡率借自别国,殖民者也带来了自己的人力资本。诺贝尔奖委员会也认为,它的工具变量估计值要谨慎看待。
- 「专制国家也能高速增长,可见制度不重要。」——1960–1970 年代的韩国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却有私有产权和市场。争论在于起作用的是经济制度还是政府的政策,以及这种增长能否持续,不在于制度重不重要。
思考题:
- 为什么说地理解释不了 1965–2000 年韩国与阿根廷的逆转?地理解释在哪里仍有证据?(答:两国的地理在这 35 年里没有变化,不变的因素解释不了变化的结果,收入逆转研究用的是同样的逻辑。证据在疾病:控制制度的质量以后,疟疾的传播仍直接影响人均收入。)
- 殖民起源研究为什么不直接比较今天的制度和收入,而要借助定居者死亡率?这个办法依赖什么前提,批评者怎样质疑?(答:直接比较有反向因果,富国可能因为富才有好制度。死亡率决定了殖民者来不来、建立什么制度,前提是它不通过别的途径影响今天的收入,即排除性约束。质疑有两类:64 个死亡率中有 36 个借自别国,修正后关系不再稳健;殖民者还带来了人力资本,如果它直接影响收入,排除性约束就不成立。)
- 朝鲜半岛的对照,为什么支持制度解释的人和支持人力资本解释的人都能用?(答:分治使两边的地理和文化大体相同,排除了这两类解释。可是 1950–1980 年两边都是独裁政体,行政约束的评分相差不大。按包容性制度的定义,差别在私有产权和市场这些经济制度;按另一方的解读,差别在独裁者的政策选择,政治制度的改善是增长的结果。所以先要问清,「制度」指的是政治约束还是经济规则。)
关键术语:
| 中文 | English | 释义 |
|---|---|---|
| 包容性制度 | inclusive institutions | 为大多数人保障产权、允许广泛参与经济,并让多数人在政治上有发言权、约束精英的制度 |
| 汲取性制度 |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 大多数人得不到法治和产权保障、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的制度 |
| 定居者死亡率 | settler mortality | 早期欧洲人在殖民地每千人每年的死亡人数,殖民起源研究用它作工具变量 |
| 收入逆转 | reversal of fortune | 1500 年较富的殖民地今天相对较穷的现象 |
| 排除性约束 | exclusion restriction | 工具变量只经由所研究的变量影响结果、没有别的途径,这一前提 |
| 人力资本 | human capital | 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常用受教育年限衡量 |
仅供学习,不构成投资建议。课程里的价格和数据都是标注过的示例,不是实时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