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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第5章 选举、政党与政治生存

5.6 民粹与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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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学:按一项研究的统计,2018 年底,样本中 60 个国家里有 16 个由民粹领导人执政,超过四分之一,是 1900 年以来的最高点(Funke 等,2023)。这类政府的贸易、财政和制度政策常与前任不同;极化加深时,选举可能使政策大幅转向。知道「民粹」在研究中指什么、从哪里来、执政以后经济怎样,才能判断一个国家的长期风险溢价和选举前后的政策风险。

边界:本节讲民粹的定义、左翼与右翼、2.6 以外的根源、执政以后的经济后果和情感极化。经济冲击与文化反弹两类解释见 2.6,进口冲击的研究设计见 9.2 和 9.4;宏观经济民粹主义的周期见 11.4,央行独立见第6章,脱欧公投的概率练习见 5.8。「民粹」只按所引研究的定义使用;提到具体的领导人,只转述研究名单的归类。本节不评价政党、领导人和选民。

生活类比:业主委员会改选。一位候选人说:现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串通,损害全体业主,只有他代表业主的真实意愿。这句话本身没有具体方案:他可以主张查物业公司的账、降低物业费,也可以主张限制租户使用会所。研究者判断是不是民粹,只看这句话本身,即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并自称代表「我们」;左翼和右翼的区别在于随后的方案,以及谁被排除在「我们」以外。

类比的局限:业主可以卖房搬走,物业公司的账目也可以查验。一个国家的选民很难退出,而谁算「人民」本身就有争议:右翼民粹排除的是外国人和少数群体,左翼民粹针对的是经济精英。

政治学研究中最常用的定义,来自一篇 2004 年的论文(Funke 等,2023)。它把民粹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社会最终分成两个内部同质、相互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政治应当体现人民的普遍意志(Mudde,2004)。这篇论文称它为「薄」的意识形态:它只回答政治为谁服务,不规定具体的政策。所以,它很容易与别的主张结合,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生态主义。

一项研究把这个定义变成可以操作的标准,考察了 1900–2020 年 60 个国家的 1,482 位政府首脑。如果一位领导人把社会分成「人民」与「精英」两个对立的群体,自称是真正人民的唯一代表,并把这种对立放在竞选和执政的中心,就记为民粹。判断的依据是研究者收集的 770 份关于民粹的论著,共 2 万多页,而且只收录界限清楚的情形。结果认定了 51 位民粹领导人,占全部领导人的 3.4%,共 72 个任期,其中左翼 35 个、右翼 37 个(Funke 等,2023)。

这个定义只看言辞,不看政策和后果。另一种常见的定义按经济政策划分:强调增长和收入再分配、轻视通胀和赤字融资风险的政策取向就是民粹,11.4 讲这种宏观经济民粹主义。两种定义的名单并不相同: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政策可能符合经济定义,但他的政治风格不以「人民对精英」为中心,所以不算民粹;秘鲁总统藤森推行亲商的政策,任内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却算作民粹。这项研究的名单与一个由人工给领导人演讲打分的数据库,在 86% 的情形中一致;与两份按经济定义编制的名单,只有 68% 和 61% 一致(Funke 等,2023)。

按这项研究的划分,左右之分在于民粹针对谁(Funke 等,2023)。左翼民粹把矛头指向经济精英,即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寡头,常常反对全球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国际金融机构,主张国家干预;在文化上,它倾向于包容。右翼民粹的言辞以文化为主,针对的是第三个群体,即外国人和族裔、宗教上的少数群体,并指责「精英」保护他们;在经济上,它常常主张亲商的监管、低税和有限的福利,但在全球化的某些方面例外。

一项比较欧洲与拉丁美洲的研究,从物质、政治和象征三个方面衡量包容与排斥,即资源分给谁、谁能参与政治、「人民」包括谁。它比较了 1990–2010 年间两地各两个典型案例,发现欧洲的民粹以排斥为主,例如主张福利优先给本国人、把移民排除在「人民」以外;拉丁美洲的民粹以包容为主,例如为穷人设立社会项目,把穷人和原住民视为「人民」的核心(Mudde 和 Rovira Kaltwasser,2013)。

下表从 1900–2020 年那项研究的名单中,为三个地区各举左翼和右翼的一例;年份是研究认定为民粹的执政期。

地区 左翼 右翼
拉丁美洲 委内瑞拉:查韦斯(1999–2013) 秘鲁:藤森(1990–2000)
欧洲 希腊:齐普拉斯(2015–2019) 意大利:贝卢斯科尼(1994–2011 年间三任)
亚洲 印度:英迪拉·甘地(1966–1977) 日本:小泉纯一郎(2001–2006)
  • 读法:名单只到 2020 年。同一个人的不同任期可以归类不同,例如欧尔班 1998–2002 年的任期不算民粹,2010 年起的算。左翼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右翼主要出现在欧洲。

为什么拉丁美洲多左翼、欧洲多右翼?一项研究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焦虑提供了支持民粹的基础,却不决定它的方向;方向取决于哪一条社会分界更显眼,以及政治人物提供什么叙事,后者属于四项中的观念(0.2)。冲击以移民和难民的形式出现时,沿民族和文化的分界动员比较容易,这是欧洲发达国家的多数情形;冲击以贸易、金融和外国投资的形式出现时,沿收入和阶级的分界动员比较容易,这是拉丁美洲和南欧的情形。希腊和西班牙在欧元危机中经历了资本骤停、失业飙升和外部施加的紧缩,出现的也是左翼民粹运动(Rodrik,2018)。

2.6 讲过进口冲击和文化反弹两类解释。与宏观政策直接相关的冲击,还有金融危机和紧缩。

金融危机方面,一项研究整理了 1870–2014 年 20 个发达经济体的 800 多次大选。它发现,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以后,政府的多数席位缩小,政治更加分化,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平均提高约三成;普通的衰退和非金融的严重宏观冲击之后,没有出现这种模式(Funke 等,2016)。1900–2020 年那项研究也发现,许多民粹领导人是在宏观经济危机或衰退之后上台的(Funke 等,2023)。

紧缩方面,英国从 2010 年起实施削减福利的改革。一项研究使用 2000 年以来英国的全部选举数据和个人追踪调查。它发现,受这些改革影响越大的地区和个人,此后对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 UKIP)的支持、对政治的不满和对脱欧的支持上升得越多(Fetzer,2019)。这与 2.6 的文化解释并不互斥,因为它解释的是支持率的变化,而不是全部的支持。

0.5 介绍过合成控制,1900–2020 年那项研究用它估计民粹执政的后果。对每一个民粹执政期,研究者从没有民粹执政的国家中选出几个,加权组合成一个「替身」。替身在上台以前 15 年的人均实际 GDP 走势,与这个国家尽量一致;然后比较上台以后 15 年两者的差距,再对全部执政期取平均。替身与民粹执政的国家在上台以前五年内发生银行危机或债务危机的概率相近,都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所以,「民粹常在危机以后上台」已经计入了比较(Funke 等,2023)。

结果是:上台以后的两三年里,两者没有明显差别;此后差距逐年扩大,15 年后人均实际 GDP 比替身低约 10%。这一下降主要来自左翼民粹,在右翼民粹中也能看到。换用其他研究者的名单、只用各方都认定的 40 个案例、拉丁美洲与其他地区分开、1990 年前后分开,结论都不变。把上台时间人为提前五年做安慰剂检验,提前的那几年没有出现差距(Funke 等,2023)。

研究还比较了其他指标。民粹执政以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劳动份额都没有明显变化;进口关税比替身降得少,贸易和资本的开放程度下降;15 年后,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最多比替身高约 10 个百分点;通胀有上升的迹象,但估计不够精确。制度指标也下降了:司法对行政的约束、选举的公正和媒体的自由,十年后比替身低 5 到 15 个指数点,相当于挪威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差距。51 人中有 8 人最终走向完全的威权统治,多数是历史上的案例(Funke 等,2023)。

这是一个平均值,个案相差很大:研究者指出,有的民粹政府执政期间增长仍然稳健,长期结果尚不清楚,也有少数被认为走上了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替身也只能保证上台以前可以观察的走势相近;同一时期只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变化,仍可能被算作民粹的作用(0.5)。宏观经济民粹主义怎样从短暂的繁荣走向危机,11.4 再讲。

政党在政策立场上的分化(5.1),可以称为意识形态极化。另一种是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选民对其他政党的反感明显超过对本党。常用的衡量办法是「情感温度计」:请受访者给本党和其他政党打 0 到 100 分,看两者相差多少。

一项研究整理了 12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约四十年的 149 项调查。美国的升幅最大:1978 年,党派支持者给本党成员的评分平均比对方高 27.4 分,2020 年高 56.3 分。瑞士、法国、丹麦、加拿大和新西兰也有上升,但幅度较小;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挪威、瑞典和(西)德的情感极化下降了。与它同步上升最明显的,是精英的意识形态极化和非白人人口的比例;不平等和贸易开放度与它的关系是负的或很弱(Boxell 等,2024)。这些是趋势之间的相关,不是因果的证明(0.5)。

民粹与极化相互关联,但不是一回事。按 2004 年那个定义,「人民」纯洁、「精英」腐败,划分的标准是道德而不是利益,所以对手容易被看作不正当的一方,而不只是立场不同的一方。1900–2020 年那项研究指出,许多民粹领导人也使用制造对立的言辞,只是它没有把这一点作为认定标准。反过来,按这项研究的名单,瑞士、法国、丹麦和加拿大从未由民粹领导人执政,情感极化却都上升了(Funke 等,2023;Boxell 等,2024)。

极化影响经济,主要通过政策的不确定性。一项研究按报纸报道议员之间政策分歧的频率,编制了「党派冲突指数」。它发现,指数越高,美国的总投资越低;控制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宏观条件以后,企业的投资率仍然越低。研究估计,2007–2009 年企业投资的下降中,约 27% 可以归因于党派冲突的上升(Azzimonti,2018)。政党之间的距离越大,执政党更替以后政策变动的幅度也可能越大(5.1),否决者之间也越难达成一致(5.4)。

  • 渠道:民粹执政主要通过风险溢价、利率和盈利影响资产。按 1900–2020 年那项研究,民粹执政以后关税降得比替身少,贸易和资本的开放程度下降,影响依赖进出口的行业;政府债务最多高出约 10 个百分点,影响国债的供给和利率;司法和媒体的独立性下降,使对可信承诺(2.3)的怀疑进入长期的风险溢价。极化通过政策的不确定性压低投资。
  • 有日期的事件:大选和公投,新政府的第一份预算,央行行长的任期届满和任命(第6章),修改宪法或选举规则的表决,关税的生效日。还要注意时间结构:代价多在上台两三年以后才逐年累积,所以选举日的价格反应不能检验长期的后果。
  • 与期权课的衔接:期权课 4.6 讲怎样用情景树和仓位应对选举、贸易和地缘事件带来的跳空风险。本节提供情景树中政策分支的内容:胜选者的言辞符合本节的定义时,贸易、财政和制度更可能怎样变化。这些变化多半要几年以后才在增长上显现。

常见误区:

  • 「民粹就是左派(或者就是右派)。」——民粹本身只规定「人民对精英」的划分,可以与不同的主张结合。在 1900–2020 年那项研究中,72 个民粹任期里左翼 35 个、右翼 37 个,左翼主要在拉丁美洲,右翼主要在欧洲。
  • 「民粹就是大规模发放福利、扩大赤字。」——这是按经济政策下的定义(11.4)。按本节的定义,推行亲商政策、宏观稳定的领导人也可能是民粹;两种定义得出的名单只有六到七成一致。
  • 「研究证明,民粹上台以后经济马上变差。」——平均来看,头两三年与替身没有明显差别,差距在此后逐年扩大;而且个案相差很大。
  • 「各国的极化都在加剧。」——在 12 个 OECD 成员国中,有 6 个国家的情感极化在约四十年里下降;美国的升幅最大。

思考题:

  1. 按本节的定义,判断一位领导人是不是民粹,要看什么、不看什么?为什么不用经济政策的后果来定义?(答:要看他在竞选和执政中是否把社会分成「人民」与「精英」两个对立的群体,自称是人民唯一的代表,并把这种对立放在中心;不看他的经济政策和政策的后果。这样定义,左翼和右翼、不同的地区和时代都能适用。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民粹执政以后经济怎样,就不能用经济后果来定义民粹,否则结论在定义里就已经写定,成了循环论证。)
  2. 合成控制的估计显示,民粹执政 15 年后人均 GDP 比替身低约 10%。按 0.5 的五个问题,读这个结果最需要追问哪两点?(答:第一,对照组是什么。替身由没有民粹执政的国家组成,匹配了上台以前的人均 GDP 走势和危机经历;但同一时期只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变化,仍可能被算作民粹的作用。第二,结论是否稳健。换用其他名单、分地区和分时期,结论都不变,提前五年的安慰剂检验也没有出现差距。)
  3. 为什么拉丁美洲的民粹多为左翼、欧洲多为右翼?用本节引用的解释说明,并说出欧洲的例外。(答:经济冲击提供支持民粹的基础,方向取决于哪一条社会分界更显眼。拉丁美洲经历的主要是贸易开放、金融危机和外国企业的进入,容易沿收入和阶级动员,形成左翼民粹;欧洲发达国家的冲击多表现为移民和难民,容易沿民族和文化动员,形成右翼民粹。例外是希腊和西班牙,它们在欧元危机中的经历与拉丁美洲相似,出现的是左翼民粹运动。)

关键术语:

中文 English 释义
民粹主义 populism 把社会分成「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两个对立群体、主张政治体现人民意志的意识形态
薄意识形态 thin-centred ideology 只回答政治为谁、不规定具体政策的意识形态,需要与其他主张结合
排斥型民粹 exclusionary populism 把外国人和少数群体排除在「人民」以外的民粹,以欧洲的右翼民粹为典型
包容型民粹 inclusionary populism 把穷人和边缘群体纳入「人民」、扩大他们的资源和参与的民粹,以拉丁美洲的左翼民粹为典型
情感极化 affective polarization 选民对其他政党的反感明显超过对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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