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修路、建开发区、招商引资,都要由省、市、县各级政府组织。地方政府和官员按什么受到奖励,决定了他们把力气用在哪里。理解这一点,才能解释几件反复出现的事。各地常常同时投向同一类产业,重复建设和地方债务屡次成为问题,同一项中央政策在各地执行的力度也不同。对投资者来说,地方的激励决定了投资的方向和节奏,也是一些行业周期的来源。
边界:本节讲地方政府和官员受到的两种激励、关于晋升的证据和争论,以及考核指标的变化。财政分权的一般解释见 1.4;分税制、土地出让收入和地方债务的机制见 12.3;产业补贴和引导基金见 12.5。官方的表述与国内外的研究并列,各自注明出处;统计数据按官方公布的口径引用,研究对数据提出质疑的,写明是谁、依据什么。本节不评价党、政府和官员个人。数据截至 2026 年 11 月。
生活类比:一家连锁企业这样管理各地的分店。分店多赚的利润,大部分留给分店自己支配;每年把同级的分店经理按销售额的增长排名,排在前面的升任区域经理。经理们于是竞相开新店、打折扣,从相邻的分店手里争夺顾客;也有经理在报表上做文章,因为排名只看报上来的数字。总部后来把顾客投诉和坏账写进考核,经理们的做法随之改变,但也有人学会了怎样让新指标好看。
类比的局限:企业的目标主要是利润,市场最终会检验报表。地方政府的目标多得多,环境、民生、安全都难以用一个数字衡量;官员的晋升还取决于政治标准,不只看经济表现。居民也不像顾客那样,可以随时换一家分店。
财政激励:多收的钱留在本地
Section titled “财政激励:多收的钱留在本地”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指中央把一部分收入和支出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使地方的收支与本地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它能否产生激励,关键不在于地方收了多少,而在于多收的一元钱有多少留在本地。
改革以前,省里征收的财政收入大部分上缴中央,支出再由中央安排(Jin 等,2005)。1980–1993 年,中央与各省改行财政包干制(fiscal contracting system):双方签订通常为期五年的合同,约定上缴的办法,其余归地方(同上)。例如,广东在 1980–1987 年每年上缴一个固定的数额,1988–1993 年的上缴额每年递增 9%(同上)。上缴额事先固定,本地多收的每一元钱都归自己,省政府于是成为本地财政收入的剩余索取者(12.1),得到约定份额之外的全部新增收入。
这项研究用 1970–1999 年 29 个省份的数据,检验激励是否真的改变了。1982–1991 年,各省预算收入与预算支出的相关程度约为改革以前(1970–1979 年)的四倍,说明多收的钱确实更多地留在了本地。合同约定的边际留成率越高,即每多收一元留给本省的比例越高,本省的非国有企业发展越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越多(同上)。1.4 介绍的一项研究对此的解释是,地方之间相互竞争,政府既难以拿走成功企业的收益,也难以无限制地救助失败的企业。所以地方政府有动力维护市场,而不是侵蚀市场。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分配收入的办法,地方此后更多地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和借款,这些在 12.3 讲。不过,财政激励只说明地方政府这个组织为什么在意增长,还不能说明主政的官员个人为什么在意:多收的钱归地方财政,并不归官员自己。
晋升激励:晋升锦标赛
Section titled “晋升激励:晋升锦标赛”官员个人的激励来自人事制度。1.4 介绍的另一项研究这样概括中国的体制:中央掌握地方官员的任免,地方管理大部分经济事务。在这样的体制里,地方主官的仕途取决于上级的评价;上级按什么评价,官员就在什么上用力。
晋升锦标赛(promotion tournament)是国内学者对这种评价方式的概括。上级政府在同级的地方主官之间组织竞赛,以 GDP 增长率或其他可以度量的指标为标准,胜出者得到提拔(周黎安,2007)。「锦标赛」一词借自对企业内部晋升的研究,指奖励按名次而不按绝对成绩发放(Lazear 和 Rosen,1981)。
按前面那项国内研究,锦标赛要能运转,需要四个条件:上级集中掌握人事权;有一个上下级都认可、可以客观度量的指标;各地的成绩可以分开比较;官员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自己的成绩(周黎安,2007)。GDP 增长率满足后三条,所以常被用作竞赛的指标。
按名次奖励,是为了剔除运气。一次全国性的冲击,例如出口下滑,会同时压低各地的增长;比较同级各地的排名,这部分共同的影响就相互抵消,剩下的主要是官员自己的作为。这种做法称为相对绩效评估(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同一项研究也指出了这种激励的代价(周黎安,2007)。第一,官员只关注被考核的指标,难以度量的目标受到忽视。这是 2.4 讲的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代理人同时承担几项任务、其中一些难以度量时,对可度量任务的强激励会把力气从其他任务上引开,这称为多任务问题(multitask problem)(Holmström 和 Milgrom,1991)。第二,晋升的名额有限,一方胜出就是另一方落选,所以相邻地区难以合作,地方保护和重复建设由此而来。第三,排名依赖上报的数字,有的官员会操纵统计,研究引用的说法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第四,晋升竞争削弱了地方的财政纪律,2.2 讲的软预算约束甚至扩展到民营企业。
证据:增长能带来晋升吗
Section titled “证据:增长能带来晋升吗”锦标赛的说法是否成立,要看数据中增长与晋升有没有关系。下表列出几项有代表性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 研究 | 对象与时期 | 主要发现 |
|---|---|---|
| Li 和 Zhou,2005 | 省级领导,1979–1995 年 | 任内增长越快,提拔的可能越大,免职的可能越小 |
| Shih 等,2012 | 改革以后历次党代会的中央委员 | 增长表现没有带来更高的党内排名;派系关系、学历和本省财政收入的作用更大 |
| Jia 等,2015 | 省级领导 | 关系与政绩互补:与高层有关系的官员,政绩对晋升的作用更大 |
| Landry 等,2018 | 省、市、县的党政主官,1999–2007 年任命 | 层级越低,经济表现对晋升越重要 |
| 梅赐琪和翟晓祯,2018 | 16 个副省级城市的市长,1982–2011 年 | 整个时期相关;分成三个十年,由不显著到显著,再到不显著的负相关 |
- 读法:分歧主要来自研究的层级和时期。层级较低的研究,以及数据集中在 1990 年代前后的研究,更容易发现增长与晋升的关系;越接近高层,政治上的信任和其他标准越重要。
国内学界的质疑同样明确。上表最后一项研究在综述中写道,「不少研究发现,经济业绩并没有系统性地带来地方官员晋升概率的提高」(梅赐琪和翟晓祯,2018)。把这些研究合起来看,较稳妥的结论是:增长曾是考核中分量很重的一项,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它的分量随层级和时期而变。锦标赛是一个解释模型,能说明许多地方行为,却不能当作一条在任何层级都成立的规律。
地方竞争:增长的动力与代价
Section titled “地方竞争:增长的动力与代价”两种激励合在一起,形成地方竞争(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也称地方政府竞争):各地为争夺企业、资本和税源而竞争,手段包括税收优惠、补贴、低价供地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土地怎样变成地方的收入,见 12.3;产业补贴和引导基金,见 12.5。
对地方竞争的作用,两个方向都有表述。正面的一面,除了 1.4 介绍的维护市场的解释,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它的工作人员在 2026 年发布的报告中写道,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一直是创新和增长的重要动力。代价的一面,同一份报告接着写道,地方的产业政策也造成了过度投资、措施重复和国内的贸易壁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官方的规划也把这些问题写了进去。2026 年 3 月批准的「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纲要还要求「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新华社)。这里把统计、财税和考核放在一起,与本节的分析一致:产值和税收记在哪里、考核怎样计算,决定了各地争什么。
统计数据也受激励影响
Section titled “统计数据也受激励影响”排名依赖上报的数字,数字本身就会受激励影响。最直观的迹象,是地方数据与全国数据对不上。2019 年以前,地区生产总值由各省统计局分级核算,《中国统计年鉴》注明「各地区数据相加不等于全国总计」(国家统计局)。以 2014 年为例,31 个省份的 GDP 相加约为 68.4 万亿元,比全国的 63.6 万亿元多 7.6%(按《中国统计年鉴 2015》计算)。
两项在海外发表的研究检验了数据的问题。一项研究注意到,GDP 的数字最受关注,与它高度相关的发电量和用电量却很少有人留意;它发现,在省级领导更替的年份,各省 GDP 增长与用电量增长的差距扩大,作者认为这符合出于政治原因修饰数据的解释(Wallace,2016)。另一项研究用增值税数据重新估算产出,发现地方与全国 GDP 的差距全部来自工业产出的估计(Chen 等,2019)。按这项研究,国家统计局在汇总时作了调整,2000 年代中期以来平均约为 GDP 的 5%;研究者还据此估计,2008–2016 年全国的 GDP 增长率比官方数字低 1.7 个百分点(同上)。
官方的应对是改变核算的办法。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中国政府网)。从 2019 年的数据起,地区生产总值改由国家统计局与各省统计局统一核算;年鉴注明,部分活动只核算在全国,所以「各地区数据相加之和略小于全国」(国家统计局)。2024 年,31 个省份相加约为 134.0 万亿元,略小于全国的 134.9 万亿元(按《中国统计年鉴 2025》计算)。
考核指标的变化
Section titled “考核指标的变化”考核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s)是上级评价下级政府和官员政绩时使用的具体指标,官方文件把整套做法称为考核评价体系。增长的代价积累起来以后,考核开始调整。2013 年 11 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中国政府网)。决定列出了要加大权重的指标: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新增债务;同时要求更加重视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和健康。按上文的分析,这是在回应多任务问题:以前被忽视的方面,现在要计入考核。
考核还要解决时间上的错位。官员会调动和升迁,环境的损害却可能在多年以后才显现。2015 年 8 月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规定,「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责任人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中国政府网)。这样,决策的后果在离任以后仍然算在决策者身上。
新指标的效果,两个方向的证据都有。一项研究考察了中央把特定的水污染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晋升标准以后的变化。省界附近这些被考核的指标有所改善,没有被考核的重金属污染却没有下降(Kahn 等,2015)。另一项研究考察「向污染宣战」期间空气质量监测的自动化:各城市改用自动监测以后,报告的 PM10 浓度立即上升 35%,并且一直保持(Greenstone 等,2022)。研究者认为,这说明自动化以前的数据存在偏差。两项研究合起来说明,新指标能改变行为,但只改变被度量的部分,而且被度量的数字本身也会成为操纵的对象。
增长目标也没有退出考核。一项研究用省级和地级市的数据发现,增长目标从上级到下级逐级加码,下级的目标高于上级(Li 等,2019)。截至 2026 年 11 月,最新的官方表述见「十五五」规划纲要。纲要要求「教育和引导各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并要求「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新华社)。纲要把国土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主体功能区,要求完善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差异化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机制」(同上)。也就是说,功能不同的地区不再按同一把尺子比增长。
- 渠道:盈利和风险溢价。地方竞争推动的投资,是建材、机械等行业需求的重要来源;各地同时投向同一类产业,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跌,压低这些行业的利润率(12.5)。为投资而举借的债务,最终反映在地方融资平台债券的风险溢价上(12.3)。
- 有日期的事件:一是年度目标。各级政府每年提出增长目标,并且逐级加码;全国的目标和会议日历见 12.7。二是任期。一项研究用 1997–2002 年全国各县的数据发现,县级政府人均支出的增长在主官任期的第三、四年最快,研究者认为这与主官向上级展示政绩有关(Guo,2009)。这是 5.3 讲的政治经济周期的一种变体:节拍不是选举,而是任期。
- 与期权课的衔接:期权课 5.3 讲资本开支周期:各家公司同时扩产,几年后新产能同时投产,价格随之下跌。本节提供的是这种同步扩产在中国的一个政治来源:各地按相似的指标竞争,容易同时投向同一类产业。
常见误区:
- 「地方官员的晋升只看 GDP。」——证据并不一致。省级领导 1979–1995 年的数据显示增长越快越容易提拔,对中央委员的研究却没有发现增长带来更高的排名;层级越低,经济表现的作用越大。2013 年以后,考核又加大了资源环境、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
- 「晋升锦标赛是写在文件里的正式制度。」——它是学者对考核和任免方式的概括,用来解释官员的行为;官方文件使用的是考核评价体系、政绩观这样的说法。这个概括在多大程度上成立,正是上面那些研究争论的问题。
- 「把新的指标写进考核,问题就解决了。」——新的指标同样会被策略性地满足。被考核的污染物改善了,没有被考核的没有改善;空气质量监测改为自动以后,报告的 PM10 浓度上升了 35%。所以还要看指标是否容易被操纵,以及财政上推动投资的动力是否还在。
思考题:
- 为什么锦标赛按同级之间的排名奖励,而不按增长率的绝对高低奖励?这样做会带来什么问题?(答:排名可以剔除各地共同遭遇的冲击。例如出口下滑会同时压低各地的增长,比较排名以后,剩下的主要是官员自己的作为,这是相对绩效评估。问题在于名额有限,一方胜出就是另一方落选,所以相邻地区难以合作,地方保护和重复建设由此而来;排名又依赖上报的数字,会诱使一些官员操纵统计。)
- 1980–1987 年,广东每年只需向中央上缴一个固定的数额。这对广东省政府的激励有什么影响?研究用什么办法检验这种激励?(答:上缴额事先固定,本地多收的每一元钱都归自己,省政府成为剩余索取者,所以有动力扶持本地企业、扩大税源。一项研究比较了改革前后各省预算收入与预算支出的相关程度,发现 1982–1991 年约为 1970–1979 年的四倍;合同约定的边际留成率越高的省份,非国有企业发展越快。)
- 2014 年,31 个省份的 GDP 相加比全国多 7.6%;2024 年相加略小于全国。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能否据此断定 2014 年每个省的数字都被高估了 7.6%?(答:说明核算的办法变了:从各省分级核算改为国家统计局与各省统一核算以后,地方加总不再超过全国。但不能断定每个省都高估了同样的幅度,因为加总的差距在各省之间怎样分布,从总数上看不出来。一项研究发现,差距全部来自工业产出的估计,说明问题集中在某一类数据上。)
关键术语:
| 中文 | English | 释义 |
|---|---|---|
| 财政分权 |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 中央把一部分收入和支出的权力交给地方,使地方的收支与本地经济联系起来 |
| 晋升锦标赛 | promotion tournament | 上级在同级官员之间按可度量的指标排名,提拔成绩最好者的激励方式 |
| 相对绩效评估 |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 按同级之间的排名评价,以剔除共同冲击的影响 |
| 多任务问题 | multitask problem | 代理人承担几项任务时,对可度量任务的强激励使难以度量的任务受到忽视 |
| 地方竞争 |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 各地政府为争夺企业、资本和税源而展开的竞争 |
| 考核指标 | performance indicators | 上级评价下级政府和官员政绩时使用的具体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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