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11.1–11.4 问一国能否持续增长;本节问,同样富裕的国家,制度为什么长期不同。答案有两个用处:制度要成套配合,单独搬到别国可能失效;各国企业集中在不同的行业,比较两国股市以前,要先分清行业构成的影响。
边界:选读。本节讲两种分类、它们的证据和批评,数据截至 2026 年 11 月。再分配见 3.5,发展型国家见 11.2,日本和韩国的公司治理见 11.6。分类描述制度怎样搭配,不评价优劣(0.4)。
生活类比:两种足球俱乐部。一种每季从转会市场买球员,合同短,适合迅速改变打法;另一种靠青训营培养球员,合同长,适合把既定打法越练越精。青训离不开长合同,否则球员会被挖走;买人离不开活跃的转会市场。
类比的局限:俱乐部的做法由老板决定,几个赛季就能改变;一国的制度由政治联盟维持,改变要经过立法和谈判。联赛规则由足协制定,国家却要自己定规则,这是下文的批评之一。
两种协调方式
Section titled “两种协调方式”霍尔(Peter A. Hall)和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在 2001 年主编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中,以企业为中心,看它怎样与别人协调。在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中,企业主要靠内部层级和竞争性的市场协调,交易保持距离,依靠正式合同和价格信号。在协调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CMEs)中,企业更多依靠非市场的关系:合同往往不完全,靠网络里交换的内部信息相互监督,以合作培养能力(转引自 Akkermans 等,2007)。
| 方面 | 自由市场经济 | 协调市场经济 |
|---|---|---|
| 融资 | 股票市场 | 银行和企业网络 |
| 工资 | 企业各自决定 | 集体谈判协调 |
| 技能 | 通用技能 | 专用技能 |
| 企业之间 | 市场交易,正式合同 | 合作研发,共同定标准 |
| 雇佣 | 解雇容易 | 长期,保护较强 |
- 读法:书中按股票市值与 GDP 之比和就业保护的严格程度,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分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属于前者,德国、日本和北欧国家等属于后者,法国、意大利等介于两者之间(同上)。
两类经济各自稳定,靠的是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一种制度提高另一种制度的收益。一项研究指出,工人只有在工作或收入有保障时,才愿意学只对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有用的专用技能(Estevez-Abe 等,2001)。所以就业保护与专用技能互补;在解雇容易的地方,企业也不愿出钱培训。单独移植一项制度,缺了配套,效果可能不如原产国。
工会密度(trade union density),即工会会员占雇员的比例,不能区分两类:2024 年,美国是 9.9%,德国是 14.1%,瑞典是 65.9%(OECD)。区分两类的是协调的范围:
| 国家 | 谈判覆盖率 | 就业保护指数 |
|---|---|---|
| 美国 | 11.1% | 0.77 |
| 英国 | 40.2% | 1.90 |
| 德国 | 49.0% | 2.33 |
| 日本 | 15.2% | 2.08 |
| 瑞典 | 88.0% | 2.51 |
| 丹麦 | 81.6% | 1.94 |
- 读法:集体谈判覆盖率(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是工资受集体协议约束的雇员的比例,2024 年,日本和丹麦为 2023 年(OECD)。就业保护指数(strictnes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衡量解雇正式雇员的规则有多严格,0–6 分,2025 年(OECD)。日本覆盖率低而就业保护接近德国:亚洲的工会以企业工会为主(Witt 和 Redding,2013)。
比较制度优势:两种创新
Section titled “比较制度优势:两种创新”两类经济各有所长,这称为比较制度优势(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书中认为,自由市场经济适合突破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即全新的产品或生产过程的重大改变;协调市场经济适合渐进性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即对现有产品持续的小幅改进(转引自 Akkermans 等,2007)。理由来自上表:解雇容易、股票市场发达,便于迅速转向新领域;长期雇佣的熟练员工和稳定的融资,便于不断改进。
书中的证据是专利:1983–1984 年和 1993–1994 年,美国在欧洲专利局获得的专利相对集中在生物技术、电信和半导体,德国集中在运输和机械工程(同上)。批评有三点。第一,两个国家的比较不足以支持关于两类国家的结论(同上)。第二,一项研究扩大到全部有关国家和几十年,用专利数、按引用加权的专利和学术论文衡量,发现预测得不到支持。支持它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这个离群值(outlier)(Taylor,2004)。第三,另一项研究按行业检验专利的引用数据,结论是这个假说不是普遍规律,但在相当多的行业里经得起检验(Akkermans 等,2009)。
福利体制的三个世界
Section titled “福利体制的三个世界”艾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在 1990 年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比较了 18 个 OECD 国家。他主要看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即一个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不依赖市场,以养老金、失业保险和疾病保险为主;还看福利维持还是打破社会分层,以及国家、家庭和市场各承担多少(Bambra,2007)。由此得到三种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s)(同上;Deeming,2016):
| 体制 | 主要特征 | 例子 |
|---|---|---|
| 自由主义 | 家计调查的救助为主,鼓励私人保险 | 美国、英国、加拿大 |
| 保守主义 | 待遇与收入挂钩,维持身份差别 | 德国、法国、意大利 |
| 社会民主主义 | 普遍覆盖,待遇较高 | 瑞典、挪威、丹麦 |
- 读法:家计调查(means test)按收入和财产决定能否领取。去商品化的得分,美国是 13.8,瑞典是 39.1(Deeming,2016,引自原书表 2.2)。
两种分类高度重合:「自由」的一类都是上面那六个英语国家(Akkermans 等,2007;Bambra,2007),协调市场经济分属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那项技能研究提供了解释:就业保护和失业保险也是专用技能的保险,需要这些技能的雇主会支持它们(Estevez-Abe 等,2001)。
太静态。互补性解释了制度为什么稳定,却难以解释变化。德国的集体谈判覆盖率从 1995 年的 80.8% 降到 2024 年的 49.0%(OECD)。西伦(Kathleen Thelen)在 2014 年的《自由化的多样性》中比较五个国家,认为各国都在自由化,路径有三条:放松管制(deregulatory liberalization)、二元化(dualization)和嵌入式弹性化(embedded flexibilization)。按她的说明,美国和英国拆除了协调的能力;德国和日本保住了内部人(insiders)的保护,外围却在扩大;北欧和荷兰在覆盖广泛的集体框架内增加灵活性(IPPR)。
忽视国家。框架以企业为中心,国家主要是规则的制定者。一本 2002 年的书认为,欧洲有三种资本主义:英国的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德国的管理型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和法国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区分它们的还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Schmidt,2002)。
东亚难以套用。原书的样本是 OECD 的富国,亚洲只有日本。一项研究比较亚洲 13 个经济体和 5 个西方经济体,结论是除日本以外,亚洲的资本主义都与西方的类型根本不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决策由国家主导(Witt 和 Redding,2013;11.2)。福利也是这样:一项研究把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归入第四个世界,即生产主义福利资本主义(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Holliday,2000),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和产业政策(Peng,2004)。
新加坡的位置
Section titled “新加坡的位置”新加坡的制度分别接近不同的类型。工资由三方协调:全国工资理事会(National Wages Council)1972 年成立,由全国职工总会、雇主组织和政府的代表组成,按协商一致提出不具约束力的指导原则(全国职工总会)。这接近协调市场经济,但主导的是政府,一项研究指出工会领袖担任内阁级职务(Witt 和 Redding,2013)。裁员补偿的数额由雇佣合同或集体协议规定(新加坡人力部),接近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保障的主要支柱是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的个人账户(中央公积金局),属于生产主义一类(Holliday,2000)。那项亚洲研究把新加坡和香港归为先进城市经济(advanced city economies)(Witt 和 Redding,2013)。
- 渠道:盈利和估值。按比较制度优势的推理,各国上市公司的行业构成不同。截至 2026 年 10 月 30 日,MSCI 美国指数中信息技术占 37.22%、工业占 8.35%,MSCI 德国指数中工业占 27.95%、信息技术占 16.89%;两者的预期市盈率(forward P/E)分别是 18.70 和 14.36(MSCI 美国指数、MSCI 德国指数)。
- 有日期的事件:各国的集体谈判;新加坡全国工资理事会的年度指导原则,2026/2027 年度的在 2026 年 10 月 19 日由政府接受(新加坡人力部)。
- 与期权课的衔接:期权课 5.6 讲把一只股票的涨跌拆成大盘、行业和公司三部分。本节补充的是:两国股指的差别有一部分只是行业构成的差别,所以比较两国的估值以前,先按行业拆开。
常见误区:
- 「协调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管得多的经济。」——在这个框架里,协调的主体是企业、银行、雇主协会和工会,国家主要提供规则;由政府主导协调,是法国和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特征。
- 「美国擅长突破性创新,所以自由市场经济都擅长。」——支持这个预测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这一个离群值,按行业检验也只在一部分行业里成立。
思考题:
- 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政府想推广企业参与的职业培训。按制度互补性,单靠补贴培训费用为什么可能不够?(答:工人要在工作或收入有保障时才愿意学专用技能,企业也要确信培训出来的员工不会被挖走。补贴只降低了成本,员工随时跳槽的环境没有变,培训的好处仍可能流到别的企业。缺了就业保护和工资协调,效果可能不如原产国。)
- 德国的工会密度与美国相近,为什么德国仍被看作协调市场经济?德国的数据又怎样支持「太静态」的批评?(答:区分两类的是协调的范围:德国的集体谈判覆盖率是 49.0%,美国是 11.1%,德国的就业保护指数也高得多。但德国的覆盖率在 1995 年是 80.8%,此后下降了约 32 个百分点,西伦称这条路径为二元化。只讲互补性带来的稳定,解释不了这种变化。)
关键术语:
| 中文 | English | 释义 |
|---|---|---|
| 自由市场经济 | 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 | 企业主要靠市场和正式合同协调的经济,例如美国、英国 |
| 协调市场经济 |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CMEs) | 企业更多靠银行、企业网络和工会等协调的经济,例如德国、日本 |
| 制度互补性 |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 一种制度提高另一种制度的收益,所以制度成套出现 |
| 比较制度优势 |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 一国的制度组合使它的企业擅长某类创新 |
| 福利体制 | welfare regime | 国家、市场和家庭分担福利的方式,分为三种 |
| 去商品化 | decommodification | 生活不依赖出卖劳动力的程度;也译作「非商品化」 |
仅供学习,不构成投资建议。课程里的价格和数据都是标注过的示例,不是实时行情。